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榷茶易马及鸦片战争背景下的紫阳北五省会馆
作者:梁 子    文章来源:陕西省茶业协会    点击数:85    更新时间:2017-09-12

安康紫阳古代的交通概况

    唐代由都城长安到金州(安康)主道有二:一为锡谷道与义谷道越秦岭后合为一道的乾祐河谷道,至唐安业县(宋代乾祐县),西行至金州、兴元府(汉中)。二为库谷道,即浐河支流库峪河谷。这是直通金州的主道。至汉中(兴元府)的主道是子午道。(参考辛德勇《隋唐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交通----汉唐长安交通地理研究之二》,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,19881230日)而汉中还可通过褒斜古道至凤翔。安史之乱、黄巢起义等大事件后汉中、安康地位明显上升。汉中被格升为兴元府,一直持续到北宋末期。而安康通往长安的则主要是库谷道。与商州至长安主要通过商於古道--蓝田关、汉中至长安的子午道相比,库谷道相对狭窄崎岖,因而在古代社会的很长时间里,库谷道都不可能是商贸主道。而金州境内茶叶出境应该通过兴元府至关中。况且金州在历史上几度隶属汉中管辖。这种状况可能直到民国初期。紫阳的古代交通主要是依傍汉水的水上交通。

    从有关记载和碑志看,紫阳县五省会馆晚于丹凤县的船帮会馆。五省会馆为清乾隆时期始建,而丹凤早在康熙时期就有。

作为历代贡茶的紫阳茶

    唐陆羽《茶经·八之出》:“山南:以峡州上。峡州,生远安、宜都、夷陵三县山谷。襄州、荆州次。襄州生南漳县山谷,荆州生江陵县山谷。衡州下,生衡山、茶陵二县山谷。金州、梁州又下,金州生西城、安康二县山谷。梁州生褒城、金牛二县”,在评介淮南道、浙西道、剑南道的茶叶时,茶圣陆羽均以金州、梁州茶为对比的参考物。说明他曾对金州、梁州茶有深入了解。从距离上讲金州、梁州均属于山南道,是最靠近长安的茶区。

《新唐书·志三十·地理四》云:

    金州汉阴郡,上。本西城郡,天宝元年曰安康郡,至德二载更名。土贡:麸金、茶芽、椒、乾漆、椒实、白胶香、麝香、杜仲、雷丸、枳壳、枳实、黄蘖。有橘官。户万四千九十一,口五万七千九百二十九。县六:有府一,曰洪义。西城,上。本金川,义宁二年更名。有牛山。汉水有金。洵阳,中下。武德元年以县置洵州,并置洵城、驴川二县,七年州废,县皆来属。贞观二年省驴川,八年省洵城。东有申口镇城。淯阳,上。本黄土,天宝元年更名,大历六年省入洵阳,长庆初复置。石泉,中下。圣历元年曰武安,神龙元年复故名,大历六年省入汉阴,永贞元年复置。汉阴,中下。本安康。武德元年以县置西安州,并置宁郁、广德二县。二年曰直州。贞观元年州废,省宁郁,以广德入安康,来属。至德二载更名。西有方山关,贞观十二年置。月川水有金。平利。中下。武德元年以故吉安置,大历六年省入西城,长庆初复置。有女娲山。

    文中西城,应包括今天的紫阳县。自唐代开始,茶芽一直作为紫阳土贡上达朝廷、皇室。入宋,中国政区发生较大变化,安康属于京西北道,大约就是《宋史志三十一·地理一》中的西城。元代金州隶兴元府。明代安康为兴安州,隶兴元路(汉中),紫阳县为六州之一.清代紫阳县属陕西省兴安府(治安康县管。辖),清乾隆四十七年汉阴厅并入安康县,设盐捕通判。

    《明史·食货四》卷八十《茶法》:洪武初,定令:凡卖茶之地,令宣课司三十取一。四年,户部言:“陕西汉中、金州、石泉、汉阴、平利、西乡诸县,茶园四十五顷,茶八十六万馀株。四川巴茶三百十五户,茶二百三十八万馀株。宜定令每十株官取其一。无主茶园,令军士薅采,十取其八,以易番马。”从之。於是诸产茶地设茶课司,定税额,陕西二万六千斤有奇,四川一百万斤。设茶马司於秦、洮、河、雅渚州,自碉门、黎、雅抵朵甘、乌思藏,行茶之地五千馀里。山后归德诸州,西方诸部落,无不以马售者。

    三十年改设秦州茶马司於西宁,敕右军都督曰:“近者私茶出境,互市者少,马日贵而茶日贱,启番人玩侮之心。檄秦、蜀二府,发都司官军於松潘、碉门、黎、雅、河州、临洮及入西番关口外,巡禁私茶之出境者。”又遣驸马都尉谢达谕蜀王椿曰:“国家榷茶,本资易马。边吏失讥,私贩出境,惟易红缨杂物。使番人坐收其利,而马入中国者少,岂所以制戎狄哉!尔其谕布政司、都司,严为防禁,毋致失利。”

榷茶易马体制与陕西茶叶总店设立

    《清史稿·食货志·茶法》:“明时茶法有三:曰官茶,储边易马;曰商茶,给引征课;曰贡茶,则上用也。清因之。于陕甘易番马,他省则召商发引纳课。间有商人赴部领销者。亦有小贩领于本藉州县者。”没有茶贩的州县,则直接交给茶园户。茶引--相当于现代有价证券,由户部宝泉局铸刷引,由备书例款直(值)。年办年销为原则。陕甘省设五个巡视茶马御史:西宁司、洮州司(岷州)、河州司、庄浪司(驻平番)、甘州司(驻兰州),四川设盐茶道,江西设茶引批验大使。

    茶叶交易形成三大市场:汉口、上海、福州。汉口茶来自湖南、江西、安徽合本省(湖北)所产,溯汉水,以运于河南、陕西、青海新疆,其输至俄罗斯者,皆砖茶。三大市场外,还有广州、天津及芝罘洋行进行茶叶贸易。

    咸丰五年(1855)清政府在西安设茶叶总店,在潼关、商州与汉中设分店,无引商贩到陕呈报,上色茶每百斤抽课银一两,中(年)色六钱,下色四钱。“所收解甘,弥补欠课。”

紫阳五省会馆的一些相关资料

    各商号捐款第一碑《同德度力》。

    第一列:元兴合钱拾千零九百文、新合西钱九千六百文……义合和钱两千七百文,共31家商号。

    第二列永生荣钱两千七百文,……复盛永钱一千一百文,共31家。

    第三列义盛和、元兴东、郭常太各出一千一百文;天双盛、自然生共出一千一百文,共31家。

    第四列,义和生四家共出钱三千六百文……31家。

    第五列,义合永钱九百文……31家。

    第六列,盛兴魁、秀发永共钱一千六百文……程可宁(宪?)、生顺德共出钱一千文……31家。

    第七列,隆兴和等四家共出钱两千文,……31家。

    217家商号。

    第二碑《永垂不朽》,有落款时间。

    第一列,王德裕捐款六十八千;28家。第八列26家,共222家。石匠熊进贵、住持悟清各占一行。

    落款:大清同治五年岁次丙寅仲夏月上浣北五省弟子仝立杨文辉沐手书。

    续碑《成功弌致》。共8列,每列31家,共248家。第一列第一名,德旭玉等四家共出钱一千六百文,第七列、第八列因为碑石空间有限,数字横行记录各出二百文各出一百文。都是商号,一些小商号。

    文中所谓“厘金”原指百分之一的商业税。在这里我们理解为一种由政府号召,各家商号共同出资的捐款。但并非政府硬性摊牌:一,有多家商号分摊出钱,这就带有自愿性质。而且出钱数差距较大,最低是一百文,最高者是六万八千文。层次较多。二,捐款的使用和管理者是住持悟清,似为一位道士,并非政府的官员。第二碑《永垂不朽》碑为“今补前碑所遗名目并后续众号所捐厘金刊列于左”而很明显,这块后续名目及商号的捐款数额明显超过前两碑的数额。其中第一位王德裕捐额为六十八千文,紧随其后的是四十三千文。

    也有重复捐款的例如“自然生”在第一碑第三列第五号,两号先合捐一千一百文,在第二碑第五列第十四号,又捐六百文,如果是一家商号的话。

    第一碑、第二碑为杨文辉书丹,其书法水平较高,柳体功底。第三碑捐额明显较小。书丹者不明。但最右起笔碑文“众号所捐厘金”等字当为杨文辉书。内文似为其他人所书。由此可见,捐助为同一件事情。

对于碑文的几点认识。

    一,捐款目的或营建内容。五省会馆说明牌,表明其主要内容是营建会馆,当然也包括装绘。如果碑文一二三号排列不错的话,说明同治五年仲夏以后,还有人捐款。

    碑文所展示的捐款数额较大,商号686家,如果“自然生”是一个商号。这应该是包括房舍建设和彩绘装修的大项目。

    二,有无茶业商号。从名称上看没有如今的“茶行”“茶厂”等字样。但从商号名称字意看。应该有茶商号,例如“自然生”,意在表明茶叶是原地自然生长的。因为从唐代开始,不法商人和“江盗”不仅以次充好!而且用其他树叶充当茶叶。还有第一碑第一列第二十号“源生翠”。

    还有一家就是第一碑第二列第二十七号的“致中和”,“致中和”是宋徽宗赵佶《大观茶论》里的语言。

    三,五省会馆营建时间。会馆说明牌表明开始于乾隆(1736---1795年),完工于同治(1862)。如此来推,前后用了67年至126年时间。从戏楼、厅堂及壁画看,60多年时间肯定过长了。从第一二三碑时间连续来看,不会隔得时间太长。第一二碑均为杨文辉书丹,第三碑杨文辉书写碑文标题。是否篆额也是他就难以判断了。

五省会馆大规模营建当在陕西茶叶总店建立以后

    从紫阳自古产茶且作为贡品上奉朝廷皇宫的史事可以判断,在水路交通的重要位置建立带有帮会和商会性质的会馆,应该有较早时间。但大规模营建必然是有大的社会背景的。从唐代以来,政府在茶叶领域,几乎采用的办法就是政府专卖形式。其政策收缩最紧最严的是朱元璋洪武时期,而且外销茶叶只能换取边疆政权的战马。清朝也是沿袭此政策。但从长期推行来看,这种单一的商品交换不符合商业交换的一般规律.。后来略微有所松动,但边茶销售的主要成绩还是以得到战马多少来衡量。虽然有些松动,但用茶买马,进行茶叶销售,还是限定在大商大贾,他们直接从户部、行省取得(茶引)。数额较大,而小商小贩只能从州县取得。而有的产茶县却没有商贾愿意进行茶叶贸易,因为在取得茶引时得有一定的税额和销量。这样州县手里的茶引就无法及时兑换为现银上交行省财政。他们就向茶户派发茶引。县官与茶户都感到棘手。

    后来,大约在咸丰五年,开始按照茶的成色质量收取税银,没有茶引的小商小贩可以从事茶叶贸易,只要前往陕西茶叶总店和商洛、潼关与汉中的分店申报即可。这是前述的情况。

    陕西紫阳是陕西茶乡代表:质量高但生产分散,茶商很难达到一定规模,加上交通不便,几乎没有人去户部、西安购取茶引。而咸丰五年(1855)的新政策对一般小商小贩来说特别适宜。这就很快调动起小商贩门的销售茶叶的积极性。因此,我们把五省会馆大规模营建彩绘装修时间定在1855年至1862年稍后。而焕古镇的另一碑刻也是咸丰时期。

    而清朝之所以要在西安设立总店,在其他三地设立分店,并采取较为变通的政策,其原因在于:对于行销给乌斯藏、维吾尔、鞑靼的外销茶,主要通过潼关、商於古道要道商州、褒斜道、金牛道孔道汉中。不仅陕西安康--紫阳茶叶通过汉中,四川广元的茶叶也要经过汉中抵达秦州(天水)、凤翔,最终抵达西北的民族地区。

    而从更大的历史背景来看,这些政策的调整,可能与鸦片战争有直接关系。汉口、上海、福州三大茶叶贸易港口形成明确销售线路,广州、天津、芝罘(烟台)为三大洋商。对这些茶叶贸易,除了收税外中国政府几乎没有任何政治附加条件。对外口岸的急剧扩大,从规模和比例上讲,都使得以茶换马的政策难以继续,唯有西北一路才有一定的保证。五省会馆的大规模营建昰紫阳茶兴盛的历史见证。686家商号坐地经营或与紫阳发生生意来往,无论如何都不是简单的短距离交易的体现。安化--汉口--内乡--商洛--西安,汉口--安康、紫阳--汉中--凤翔--天水--兰州--哈密--吐鲁番--阿克苏实际上肩负起清朝后期茶马贸易的主要历史任务。如果我们联系到中国的骑兵军种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的话,我们可能更深理解这条茶叶之路对国家和民族在当时的特殊意义。北五省--陕西、陕西、河南、直隶、山东在这里大兴土木,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紫阳茶不仅走到西北也可能走向华北。不论今天所谓的万里茶道(从恰克图中转至莫斯科、彼得堡),还是茶马古道(西藏、新疆)都有紫阳人与紫阳茶参与其中。(作者系: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、陕西省茶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、陕西茶文化博物馆顾问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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